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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庆 | 胡星斗感动中国的弱势群体经济学

发布时间： 2024-08-27   浏览量： 158934

领导决策网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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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者胡星斗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定位在“弱势群体经济学”，这可能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经济研究领域，而且多少还有经济“险学”之忧，即使我不解释，或许你也会明白我想表达的什么？


     受凯恩斯、亚当·斯密、哈耶克乃至斯蒂格利茨等人的影响，中国经济理论界往往泾渭分明。右翼经济学人主张政府退出一切社会经济活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而非基础作用），实现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他们的代表人物是北大张维迎和独立经济学者许小年；而左翼经济学者，更重视民生在经济成果分享中的公平伦理，甚至主张政府用有形的手代替市场无形的手，该出手时就出手，从而实现分配的绝对平等。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以法大温和左派经济学者杨帆和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等人为代表，杨帆就是当年“重庆模式”的理论倡导者。
     相对于此，中国问题学创始人、弱势群体经济学提出者胡星斗教授的理论，更像是国民公共经济学在社会实践中的操作说明书，胡星斗不但是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支持者和推动者，更兼顾了对底层民众利益的深切的关注，如果你认真阅读过他著述的《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选集》一书，就会更加明白这点。在当下浮躁、势利的中国经济学界，很少有人能像胡星斗这样做到左右兼顾，上下平衡的了。
     至于要消灭私有制的人大教授周新城、浮世绘般倡导“民营经济退场论”的吴小平，根本就是经济学界吠形吠声的三教九流，也即是我们常常嗤之以鼻的“歪门邪道”。
     清华大学早前所做的一项社会调查表明，中国社会的固化似乎越来越严重，改革和转型过程中造就的既得利益者们，试图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从而形成能促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倘是如此，中国改革的原动力就可能丧失殆尽。
     胡星斗对此忧心忡忡，这种家国天下的焦虑，在他“弱势经济学选集”中显露无遗。
     所谓“蹈危者，虑深而获全”。胡星斗先生这些年发出了上百篇掷地有声的经济论述，来阐释他在社会经济领域的研究价值，让人特别惊奇的是，这些经济论述中竟然有四五篇竟是以建议书、倡议书、公开信和呼吁书的方式呈现的，虽然谈不上篇篇精彩，字字珠玑，但关乎国计民生的肺腑之言，却能透过他涉身处地的感受和满腔的热血，打动公众心灵。胡星斗不厌其烦地上书国家相关部门，就废除信访制度、废除户藉制度、废除劳教制度、废除高考地域歧视、废除院士制度……不懈地奔走呼号。
     不仅如此，胡星斗还对“宪政社会主义和可控民主”进行了有益地探索，对垄断形成的国进民退开出了公平的市场方子，对农村土地产权形式给出了终极解决方案，对错位的政府机制提出了深化改革的建议，并期盼以民主财政扭转中国经济的失衡。
     如此看来，影响胡星斗国民公共经济学研究方向的，好像并不全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式的纯粹自由主义，更深地还带有罗尔斯所说的“正义是社会制度首要价值”的伦理。事实上，胡星斗对现实中国社会的实证分析，虽然会无形中会限制他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尖锐声音，但从他理论诠释的社会价值上看，胡星斗从未真正忘记自己对社会道德准则的研断，他始终支持处于劣势的人群，且憎恶不平等，这恰恰又是凯恩斯主义者保罗·萨缪尔森的政治经济秘笈。
     左右兼融且有悲悯天下的人文情怀，使胡星斗从个人生活的体验中升华到了家国天下的层面，他从此不再是一个坐在大学校园和经济研究院埋头做学问的知识型学者，而是不停地奔走，在寒风凛冽的贫民窟，在家徒四壁的农舍，在寒窗铮铮的监牢，在拥挤不堪的难民流，真实纪录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掩面不堪的问题，并以数据为依据，以场景为衬托，以所见之事为确据，最后却是用脚做学问，以拳拳报国之心，构建他理想中的“高贵中华、文明中国”的蓝图。
     许多人把这看作是一种新乌托邦主义，我却不以为然，胡星斗是我少见的在中国经济学研究领域内，对中国社会成因进行历史和文化深刻反思的学者，他这种360度无死角的环视，使他成为一个复合型的社会经济理论家和实践者，尤其是在对国学的检讨与批判上，更显出他入木三分的史学功底，甚至比当下前锋的社会人文学者更为专业、精深和透彻，在胡星斗看来，正是传统文化中的伪道德和权谋术在当下的泛滥，成为阻挡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和文明之国的转型障碍。
     事实上，正是中国社会广阔的经济、人文社会关系在转型时代复杂、多元而又行政运动式的市场取向，把胡星斗引向了他处境化的研究方向，而学者不愿脱去个性与责任的“侠义”情怀，驱使他更加趋向于对底层民众的关注，这使我们看到，胡星斗的文章并没有高深的经济理论和复杂的数据模型，通篇直白，用事实说话。他也很少去宏篇巨论，不少文章都是只有几百字的豆腐块，更像是针砭时弊的杂文家的著述。
     难怪有人说胡星斗是经济学界的鲁迅，这样的表达还真有几分神似。胡星斗自己也说：“我曾经特别崇尚鲁迅，看过他所有的书，并开始研究批判主义。我认为批判才有价值，我也一直在思考愚昧、封闭和落后的根源……我觉得不是器物层面上的问题，而是制度和文化层面的问题。”
     这是一位学者坦陈的内心奥秘，胡星斗之所以把自己的经济研究归结为问题经济学，并由此提出了弱势经济学理论，其实就是他自己的人文精神在经济领域的衍生。
     作为长期观察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和市场发展的媒体人，笔者对胡星斗的学术定位颇为认同，但就当下中国而言，社会转型仍处在已然未然之中，急功近利、扬长避短成为各方最优的选择，胡星斗的学术研究注定将成为“冷门”和“险学”，这在一个由次要决定重要的时代里，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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